坚守｜同行｜希望｜｜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
现场「生命激荡的」
生命的分水岭
文/霍小玲
至年是一段对我来说很特别的生命经历。本来作为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一名社工老师，我被调派前往四川负责一个为期三年的灾后支援项目;本来计划三年后项目完成，我便可以重返自已原来的工作岗位，但年我又被调派接任一个行政职位，负责协助策划和开拓四川大学灾后重建学院的建立工作；两年后，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我辞去所有职务。我的论文写的是地震后在四川曾经与我相伴同行的六位社工老师的故事，在访谈和整理的过程中，我确知自己内心的“温度”，却又可以以一种较为冷静的态度去疏理，但对于自己的故事，我始终感到仍未有足够的勇气和准备去回顾和整理。我是一个懒于笔耕的人，但处于极度情感澎湃和不安的状态，我会以书写去表达探索和让自己内在达至一种平衡。至年期间，我写了大概篇短文，记录了我当时心情的变化和一些深刻的领悟。但我仍未能统整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理解到故事本身的多样性，我在这段期间所经历的生命课题是复杂而多元的，当中的关系又是纠缠交集的，我能理解到自己更深层的情绪反应和动机也只是偏面的。自年开始，我又陆续的跟四川的合作伙伴再次连接，以为是一个结束，却是另一种开始。这种延续和不断深化的参与让我不知不觉间已把“四川地震”作为我生命一个重要的转捩点，而四川的经历就成为我生命当中一段不能磨灭的印记。当我在不同的场合介绍自己时，我会不期然的重复提到：“我在过去七至八年的时间参与四川灾后的救援和发展工作，灾后的经历对我个人及专业的成长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究竟四川地震后的经历与我关联有多深呢？或许整理这篇“我的”正好给我一个机会去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
我在整理自己故事的过程中发现生命历程具有一种既神秘又客观的规律。所谓的因果，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延续的规律：昨天的经历是为今天的需要做准备；而今天的经历和理解，又是为明天的抉择做铺垫。这篇文章我会以一名社工老师的视角去理解我的专业和生活交织的经历。我又将以三个在这段期间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人物去介绍和贯串我所经历的一些重要的片段。
我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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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及更早时间的两个生活场景的经历和思考暗示着我将面对一场颠覆性的冲击和变化。
我作为一名社工老师的转化
7年刚开始我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变动。我本来是个简单自足的社工系老师，我只负责中国香港和内地的实习督导，但学校相关部门安排我和其余两位社工老师专门负责开拓和推动中国内地有关社工实务的培训，我们开始在不同的省份连接伙伴，建立平台，北京、南京、西安、西宁、昆明、杭州、哈尔滨、深圳等地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当然，我也无法预计到这种以非正规教育或是培训的方式去开拓和发展社工专业的工作，竟是一种对我日后工作的重要演练和预备。后来我发现，这些丰富的经历既坚定也动摇了我对社工教育的理念和手法。
不可否定，在此之前，作为一名香港社会工作教育者，我有着一种自知的优越感，在学生面前，我自恃的是过往的实践经历和教学热情，多年的实务教育让我有把握去了解一个学生的内在动机和潜力，也有把握去推动和鼓励学生参与在学习的过程并经历转化。这种转化不单纯是技巧的掌握或是知识的疏理，更重要的是一种自知，对自己价值观的理解和对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内化。成人教育学家梅兹洛(JackMezirow)于年提出有关“转化学习”的概念，这是我作为教育实践工作者所持守和应用的一套理念。我所理解的转化有别于一般的知识增长和技术演练，转化是针对人根本的价值信念而做出的挑战和深化。一次重大的突发事件可能会成为一个学习历程。梅兹洛提出十个阶段去概括一个学习者如何经历和完成这种深化的学习和转化：第一，突发事件或震撼性困境的出现，察觉自己不能以旧有的知识和技巧去应对；第二，经历各种的情绪，诸如震惊、无助、恐惧、哀恸、愤怒、负罪感、耻辱感等；第三，从情绪的自觉到回复较理性的分析，开始批判和检视已经深植于思想的传统价值观，基本假定和社会规范等习惯性思维模式；第四，因为可以更客观及更深刻的认识自己，以至可以开始同理他人的感受及包容不一样的见解；第五，透过与人重新互动连接，尝试去修正，扩充和补足旧信念和思维系统，并开始探索新角色及采取新行动；第六，试验新的行动方案；第七，吸收新知识、新技能以及调整旧思维理念以应付新方案；第八，启动新的行动策略和方法；第九，评估和检视并在新的学习历程中培养自信与能力感；第十，当新的挑战出现，学习者便可以以新的视野，新的角色和新的方法重新融入。
由此可见，转化学习是一种知觉的改变，是一种高阶和深度的学习历程。它背后的假设是，我们不自觉的、惯性的依循着传统、社会规范、专业操守、角色期望等参考架构(frameofreference)来生活和抉择。因为是惯性，所以大部分的人只是因循的“活着”而不会质疑一些基本假定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信念，更难以察觉这些假设可能局限而且扭曲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理解。转化学习的过程需要我们对“如何”认识这个世界(howweknow)做出深刻的反思、理解和改变。转化学习让学习者看见新的参考架构，更新了他们的求知方法，颠覆了他们的心智模式，所以学习历程不会是舒适和顺畅的，学习者需要承担着变化的风险和张力。这个过程的酝酿，关键在于成功地把学生推出他们的“安适区”，让他们在面对不稳定和无助的状态中，重新检视自己惯性的思维模式和应对方法，也重新发现自己真正的渴望和期待。当然，转化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当人们愿意以一种崭新的态度去面对挑战，以变通的手法去迎接难关，在过程中发现和经历到的变化，超越固有的思维和行动模式，最终经过沉淀和整合成为新的理解和新的选择。
我工作中的新尝试更加确信这种转化的过程和带来的变化。同时，我也逐渐的被带离自己的“安舒区”，我不再是一名旁观者，观望和守护着我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需要。我同时也成为一个学习者，同样的经历不稳定与无助，在将要面对的种种的困境和挑战中，我的社工教育视角将有一次颠覆性的转化。而我的学生在此过程中成为我的挚友和同行者，我们彼此扶持，相互帮助，在一个超越课堂，一个更广阔无边际的现实场域中去实践使命和经历生命。
我作为一名信徒的践行
我是一名基督徒，过往只是以一种单纯的信心去接受和践行我的信仰，一直缺乏对“信心”这个课题有更深刻的思考和应用。7年我在教会的小组建议阅读查考圣经旧约的“约伯记”，这是一卷被认为是理解苦难的智慧书。它被列为“世界文学杰作之一”，书中的主角约伯是希伯来民族的一名家族祭司，一名“义人”，他被理解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原来家庭美满，家道丰厚，且为人好善慷慨，在信仰上保持纯正，拒绝膜拜偶像，专一的倚靠真神(耶和华)。然而，因为撒旦得到耶和华的准许，开始降灾在约伯身上。他在毫无准备下经历了生命一连串无常的打击。首先，他的财物被掳掠一空，接下来，他的儿女在一场风暴中全部罹难；面对这些苦难，他仍坚定的确信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但他再进一步经历病苦，全身长满发臭流脓的毒疮，以至“肉和口都发出恶臭”，连妻子也无法忍受，选择离他而去。他的三位朋友前来安慰，看见他的苦况，放声大哭，陪着约伯无言共对七天七夜的时间。接下来约伯开始开口诅咒自己的出生，表达了他在极其痛苦中的无助与无奈。在苦难中他无法理解耶和华的心意。接下来书卷以三个回合的诗体对话来陈述约伯与朋友们对苦难及罪的问题展开深度的探索及辩论。他的朋友以为耶和华赏善罚恶，苦难是果，而人的犯罪是因，他们以为约伯必须自我检讨，承认过犯，诚心悔改以期再获耶和华的饶恕及怜悯。但约伯并不接受及认为自己应该承受这罪的报应及惩罚。最后他选择面对耶和华，大胆的质询及求问耶和华给予他一个答案。对于他的问题，创造者没有直接回答，却在旋风中反问约伯多个问题，这次相遇约伯经历了一次信心的逾越，他彻底确认了人的卑微和宇宙定律的奥秘，这次的苦难带给他的信仰内涵一种新的特质，一种经过磨练而衍生的勇气和谦卑，一种更确认耶和华的智慧的顺服心志和自我定位。
小组成员大都是专业人士，有知识，有能力，但我们在查考的过程，对于书中所表达的深遽思想似懂非懂，之后，生命让我们以自身的经历去理解和深化对这番智慧之言的认识。年一位组员因为患急病住院半年，其中一段时间他处于极度危殆的状态，我们的安慰显得无力，但有一个场景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就是在我一次探病过程中，我见到他的妻子很安静的为他整理床铺，细致的为他安放好杯子、水壶和毛巾，把鼓励和安慰的留言一一摆放在床边的小茶几。她的安静让我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超越了恐惧和不安的力量。我陪伴着她，心中极其难过，但似有一种安息在内心深处。这是一种对命运的谦卑驯服的力量。之后，陆续有组员的家人罹患重病，或饱受情绪病的折磨，甚至卒然离世等事故发生。我们在学习彼此相助的过程，这卷书似是一种内化的启迪，默默的成为一种精神的支持。当然我也无法预计9年我母亲确诊晚期癌症，陪伴她在重病至安息的期间，我需要奔波往返于四川和香港之间，应接灾后援建工作并承担照顾她手术后的复原和支持家人度过难关，我深刻地体会到何为苦难(suffering)；何谓在痛苦中看见盼望（hope）。这是生命为我安排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信仰成为我重要的精神支柱。
“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30章20-21节）
我的：唤醒悲悯的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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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与转化
对于我来说，年似是一段很遥远和模糊的日子。我阅读着伙伴们的回顾，经历突变，参与救灾，他们大都目睹或亲历灾变的惨烈悲痛，承受着种种未知的恐惧和焦虑，忘我的投入在不眠不休的行动中。在个人情绪层面，他们的感受如过山车般的跌荡翻越，在身体、精神和心灵层面也遇上从未如此激烈的震荡和深刻的体会。对我来说，年更像一条生命的分水线，把7和9年的我分隔开来。这一年是一个预备的历程，我在经历一种转化，为了接迎更大的生命挑战。
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生命对我的塑造是如此奇妙可畏，这一年以后，我将面对一场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将我抛离出自己的“安适区”，再把我掷进无底的未知深渊；这个挑战动摇着我信仰的根基，历练和净化我性格气质的幽暗之处，粉碎我的自足感；然而这场生命的经历却又赋予我新的身份、能力和使命。我努力尝试回忆，将许多破碎的往事慢慢地拼装起来。我首先忆起的是7年作为社工老师的那段经历。五月份，中国社会工作硕士（MSW）的同学即将完成他们在香港的学习，作为一名实习督导老师，我自觉对这一届学生投入很深的感情，也期望他们毕业之后能够有机会合作……临别时的依依不舍，竟有一种很不舍的感伤。难以想象的是这一届学生成为我督导的最后一届中国大陆的社工学生，更没有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有几个学生成为我在四川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我是年5月22日第一次踏足灾后的四川，看到的第一个场景是灾后成都满是帐篷的街头。我惊讶地发现这些露宿街头的“灾民”如此淡然的生活如常；孩子在嬉戏，妇女在路边开火煮食，更多的人是在帐篷旁边打麻将和围观。我开始见识了“天府之国”柔弱自如的文化底蕴。这种“人间烟火”的场面大大舒缓了我登机前的内心挣扎和惶恐不安。我仔细翻看过往的日记，发现年发生的事件是对我们生命的历练，似乎命运按照我们的理解把一块块大石头放置于我们眼前，以便让我们一步步地顺着走下去。但我们仍然处于一种躁动不安的状态，因为这条路将我们引向何方是不确定的。这要求我们必须擦亮眼睛、纯正意念，边走边追寻、边走边印证、边走边委身……但透过分享和解说我们曾经走过的路，曾经遇上的一道道风景和一波波风险，我们再一次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连接起来，我们再一次为自己的生命定位。
我记得有一位退休的香港企业家曾分享说，年“5.12”之后那段时间，他们夫妇俩每天守在电视机旁看着灾区的报导，在香港身经百战，冷静理智的丈夫竟在一次新闻联播后失声痛哭，不能自已。他们两人最后发动了一次亲临灾区的送温暖行动，这个行动最后演变成一个扎根灾区持续发展的项目。我也隐约记起在年5月22日我和一队香港理工大学的老师战战兢兢地在成都“小母牛”（公益组织）培训教室上课时的情景：当我第一个主讲“面对灾难：反应、回应、适应”的主题时，教室里几十双期待的眼神中有刚刚毕业的四川籍社工学生，也有来自重庆、贵州、山西和东北的同学，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冷静自重，因为他们那受惊脆弱的心灵，极其需要一种温暖而稳定的支持。在讲座的最后时刻，我终于忍不住流出了眼泪……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与学生们和未曾谋面的“灾民”连接起来，我感受到一种极为沉重的悲苦，这是我无法应对的。从那时开始，我真正走进灾后重建这条路，我开始认识到在苦难面前，人人平等，在最深刻沉重的悲痛中，人类的悲悯之心被唤醒了，大家彼此相连，互相影响，相互需要。我坚信当日所有参与到救灾工作的同学和同事，大家的心都被唤醒，每个人都决意承担和共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几位老师，包括古学斌、沈文伟、欧羡雪、叶少勤、叶嘉宝等，也同样被召唤加入救援的行列。年5至12月，我们除了在四川，也在北京、济南、武汉等地组织各种培训和研讨会，旨在对救灾人员进行安抚和教育，更重要的是为各地的社工院校和社会组织参与救灾行动提供准备。这些培训也教会了我许多有关灾后救援的重要理念和方法，我也开始与一些重要的在地伙伴结盟，除了理大MSW学生所在的高校团队之外，也包括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现在的四川尚明公益研究中心)的郭虹老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史柏年教授及希望社工团队、理县“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史铁尔、成都“小母牛”的陈太勇等。与此同时，理大MSW学生所在的社工高校团队也开始在四川搭建在地的救援平台。他们带领自己的社工学生在彭州、绵竹、汉旺等地的帐篷区和板房开展丰富多彩的暑期儿童活动。之后，灾后儿童家庭服务、学校社会工作和农村生计项目成为理大支持团队的几个重要方向。年9月，我确认了自己在这场召唤中的任务——负责统筹一笔几百万元的救援捐款，用于策划相应的灾后救援和社区重建课程，以更加适切的知识和技术支持灾区一线的社工、社工教育者及在地的社会组织。正是因为这场灾后重建的深层投入，我走近内地的社工伙伴，与生命教育结缘，开启了一段彼此依靠，相互支持的旅程。该计划命名为“川越‘5.12’”(Sichuan5.12--DisasterBringsTranscendence)，由香港凯瑟克基金资助，是一项为期三年的灾后援助项目。“5.12”灾后恢复重建包括房屋、生计重建和心灵抚慰、特殊群体（伤亡家庭等）照顾等各个方面，这样的系统工程需要重整各种资源，更需要专业人士长期跟进。“川越‘5.12’”定位于对人的陪伴和培育。我们联系国内外的专业资源除了对川渝地区高校的社会工作者、基层干部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系统性的专业培训和训练之外，还在具体的实务工作过程中提供督导服务，保证培训落地生根。该项目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提供系统的生命教育培训和督导。最终生命教育的种子落地到广元、德阳、映秀、绵竹、理县、成都等地的高校、中小学及社工机构，并结出一些可喜的果实。
年夏天，我们项目团队在成都九眼桥附近的小区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套房，是我们几个人接下来几年的临时家庭。欧老师、Mandy和我三个女老师分享着两个房间，陆宁，惟一的男孩只能做“厅长”。我们四个人相互扶持，跑过很多路，我们从一般关系发展成为紧密的伙伴。每个人性格各异，他们说我像一只鸟，海阔天空，不着边际；欧老师情感丰富，执行力强；Mandy忠实诚信，意志力惊人；陆宁有点情绪化，但他很细心，办事认真执着。团队有时会有小争执，但慢慢地彼此像一家人那样，相互理解与照顾。这种亲密关系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习惯了一种自足独立的生活状态，很不适应多人互动的紧密关系，但他们随时表现出大度和容忍。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尊重和接纳。我们的情谊一直延续至今，这是我在四川的最大福分。现在想起来，四川的火锅、羊杂汤、毛血旺、映秀的豆付、腊肠、理县烤羊、雅安的鱼汤、广元的蹄花汤……这些味道，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渗透到我的记忆里。伴随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次次热闹的聚会、一帧一帧的老照片，那些遥远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感觉仍然有温度，格外触动人心。
对我而言，统筹这个项目是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相比之前的社工督导、课堂教学等工作类型，新任务要求我必须处理好行政、财务、人事和各种资源配置。我除了需要安排培训、授课和带领小组工作之外，还需要联络国内外网络伙伴及其资源；我需要不断整理经验，联系国内外的网络，联系伙伴和资源。此外，我需要不断整理理论与实务经验，旨在开发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的灾害应变课程体系。如此繁重的任务不仅挑战我的专业知识、应变和创新能力，更挑战我的价值信念。最初的半年，因为工作面临太多的变数而难以预计和驾驭，我经历过忧伤和挫败。每次出差，对家人，包括两个孩子、丈夫和母亲更是心存歉疚。教会的代祷者第一次为我出差四川祷告，就是把我的家人交托给神。当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但是非常奇妙的是年我雇用了一位非常善良的“印佣”（印度尼西亚佣人），她对老人家特别的细心，母亲视她为知心好友，由她来照顾母亲我很放心。9年7月，我在美国定居的妹妹决定回流，他们的回归也大大的减轻了我的负担。丈夫对我的任务也越来越理解，他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持。没有家人对我的爱和接纳，我是走不下去的。在四川是劳累的，每天工作至晚上十一二点，还要承受舟车劳顿，但每当得到信仰和家人的安慰时，我的身体状况就很平稳，精力也很旺盛，感觉适应得相当不错。至9年期间，我出入的地区包括成都、理县、映秀、彭州、德阳、安县、北川、锦竹等地。可以说每一天从早到晚，没有片刻停歇。每一程都经历神迹和奇事，我遇上的每一个人，出现的每一个意念，都似乎具有特别的启示。我越来越强烈地认定：尽管大灾降临到四川，但这块福地将会得到更大的祝福与转化。
引路人
年11月，我和欧老师及几位康复专家到访彭州了解当地幸存者的需求。在白鹿镇我们跟一位因地震致残的幸存者交谈。医院回来，因为在地震中一只手臂受伤，进行截肢手术并装配了义肢，正处于调适阶段。刚开始述说时她的情绪比较冷静，淡淡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反而我们几个“专家”坐在她旁边显得极度紧张和笨拙，害怕讲错话会伤害到她。慢慢地，当与我们有了信任之后，她不再有意回避什么，也没有官方的客气话，她非常坦然地让我们走进自己受伤的心灵世界。和我们同行的有临床心理学家和服务伤残人士的社工，大家都本着诚挚的态度去聆听和关怀，但当时大家的心却一直往下沉，感到言语的关怀是非常无力的。一想到“灾民”面临身心的重创我们却无能为力，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一种极度的无力感开始吞噬着我们的内心。应该如何结束如此尴尬的对话呢？我不得已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有想过以后该如何生存下去吗？”没想到听到这个提问她突然擦干眼泪起身往里屋走去。她从床垫下面拿出一幅还未绣完的刺绣作品对我们说：“这是地震前我的第一幅绣品，当时我用双手初学绣花，现在我要用剩下的一只手把它绣完……”没想到她简短的几句话和所做所为竟然扭转了现场的气氛，使我们顿时摆脱了绝望的感觉，似乎找到了希望。她就像一个魔法师，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看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视角。之后，我经常提起她，正是这样的豁达和坚韧促使我们团队有勇气和信心坚守灾区。
年8月因为组织一场生命教育的培训，我们重访了白鹿镇。我竟然在大街上与她重逢。她还是一副纤柔的模样，在笑中带泪的过程中向我述说了自己四年来的生命历程。她经营一个小茶摊，仍然缅怀自己的“所失”，但谈的最多的是丈夫、儿子等家人对自己的照顾和体贴。她对重建所谓“法国风情小镇”充满热情，也谈及每个来茶摊喝茶的客人的感人故事，似乎寻找到灾后重生的新价值。她还是那么单纯和善良，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和勇气。我想起她“用一只手完成刺绣作品的寄望”，因为正是这样的坚强不屈改变了我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她是我的“引路人”。试想我们一般人是如何理解生活的呢？我们是从“拥有”出发去看待自己的“缺乏”和需求，于是，我们需要完成太多的任务，亟待解决太多的问题，有许多艰难险阻需要攻克……但当人们经历一场惨痛的“失去（教训）”时，他们不再可能以“拥有”作为一个出发点。这样，他反而有一个机会转换视角，从“没有”去看到自己的“拥有”。当然，遇到“失去”有人可能从此自怨自艾，但这也可能是一个生命转化的机会。如白鹿镇的这位妇人，在“失去”中看见自己的另一种完整和拥有，一种对生命承担的意志和勇气。
年11月，我认识了来自美国的Tom，他任职于美国一所备灾和灾难援建的培训机构。那一年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内地和境外的专家，他们犹如一颗颗闪亮的明星，格外耀眼。他们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宝贵经验和实用资料，并提供了各种救援模式和操作手册，使我们像饥民那样囫囵吞枣，消化不良。然而Tom跟我们的互动却犹如一对有默契的师徒，使我感受到彼此之间有一些共同的信念和相似的行事方式。他无私地向我分享他们机构的知识成果，以一种很温和的方式相互探讨；他简明扼要向我们传授各种备灾及灾后重建的概念和案例；他推荐的一本书里面有一个核心概念“海星模式”更启发和引导我们在四川开拓并深耕项目超过六年时间。
《海星模式》又译作《海星和蜘蛛》(TheStarfishandtheSpider)，6年在美国出版，作者是奥瑞?布莱福曼(OriBrafman)和罗德?贝克斯特朗(RodBeckstrom)。这本书探索一种新的领导模式，对比传统“集权式”的组织领导模式，“海星模式”提出一种“分权式”的组织策略。在集权式的领导模式中，领袖犹如蜘蛛结网，从上而下，网络的扩张和维持依赖强势而有力的领导。然而当一只蜘蛛没了头结网即告瘫痪。相对这一传统的集权式的组织策略，“海星模式”以海星这一海床上的动物寓意一种更灵巧的有机的组织生长和发展策略。海星有五条“腕”，其特性是每一段被切下来的部位皆能重新生长为一个完整的海星。书中以墨西哥的印第安阿帕契文化来作为分权化优势的例证，解释为何阿帕契人遇上西班牙的强势有力的殖民军队，仍可坚持斗争达年之久。作者进一步以海星的五腕比喻分权组织的五足，即五项重要的组织构成因素，包括圈子、催化者、意识型态、既存的网络和斗士(实践者)。海星型的组织是由众多结构类同、地位平等的小圈子所组成的，这些圈子互相连接，依赖一个富有感召力的催化者或触媒去推动和支持。这位领袖的特性不在于强势，却在于能够营造一种信任和尊重的氛围，让圈子内的每位成员得到肯定和找到自己的位置。意识形态既是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又是真正的驱动力和连结这些圈子的粘合剂。这个组织概念对于当时的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实践方向和框架，以便在往后生命教育和其他的学习平台落实和试验。
谁是社工老师？
我的服务对象并不在一线灾区而是预备在灾区进行服务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社工、社工老师和地方社区工作人员以及NGO的伙伴。9年暑期，我负责的项目开启了为期两个多月的第一期培训，这是一个针对社工老师名为“师心?心思”的实践小组。
“5.12”之后的四川，我们发现社工专业开始受到重视和认同，在学校社会工作、社区重建和社区康复等领域活跃着一大批年轻的社工，他们正在承担着本土灾害社会工作的拓展任务。实践小组的设计是让参与灾后重建的社工老师体验实务的过程，特别是推动他们直接参与灾后重建的服务项目，以便深层了解“灾民”的差异化需求，然后根据现有的灾后社会服务模式和方向，培养一批支持一线社工的督导老师。当时规定参与小组的老师需要联系一所四川的NGO或灾后重建的项目点，在服务点上至少具有一个半月的实务经验。实务体验的意思是学员并不只是观察者，他们必须参与实务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需要亲自设计和提供一项专业的服务计划，诸如处理一个个案，带领一个小组，组织一次社区活动等。这些实务工作对一名社工教育者而言，是必须掌握的专业手法。该计划以社工教育“问题导向学习”和“反思实践”两个常用的概念作为整合的理论视野，探讨实践教育如何区别于一般的课堂学习，老师在其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应该掌握怎样的教学方法和技巧等。计划本来预计招收十多位学员，结果报名人数达到三十人，包括三所重庆高校和七所四川及其它地区的高校教师，有些是整个社工教研室报名参加。看到大家的学习热情如此高涨，我能够理解他们非常渴望相互交流、开阔视野、亲身实践、服务家乡。当时我们根据学员的兴趣分组：一组参加“儿童社会工作”的学习和督导，实务领域是“儿童友好家园”项目；另一组参加“社区重建”，主要集中于社区工作、生计重建等方面的学习和督导，主要的实务学习领域包括理县“湘川情”社工站及成都“小母牛”在彭州的多个项目点。我既是培训导师，也是实习点的督导。当时的三十位学员中，只有少数人接受过正规的社工专业训练，大多数人是其他的专业背景，他们对社工教育只有模糊的认识。面对这批学员，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实践中，我把他们从高校的“象牙塔”带到灾区的现场，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未知与无助，而我也经历着与他们相似的困境，大家在变化无常的陌生领域同行和学习。
学习过程困难重重，却仍有不少惊喜，至今仍有两件事常被我提起，一件事情发生在彭州项目点。一位来自重庆的社工老师，他驻点实践非常认真，第一次接受督导时就问我说我们应该如何帮助鸡农把鸡卖掉呢？我瞪大眼睛无言以对，因为我跟他一样在销售方面一无所知。后来我们开始讨论一些可能的销售方案，也借助当地的合作伙伴尝试协助鸡农促销……这样的经历促使我和社工老师们开始探索灾后生计发展的议题，从一无所知到初步尝试生计发展是我们共同学习的过程。另一个例子发生在社工老师和医护团队的总结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医疗和社工应该携手合作，这开启了社工与医疗的强强联合。当时因为居民对医疗团队消极和漠然，他们无法顺利开展工作。后来，应医疗团队的邀请，我们三位有经验的社工老师透过社区走访，与居民建立信任关系，使医疗团队得到居民的认可。在联席会议上，医护人员肯定了社工的贡献，并表示他们会聘请社工从事医务社会工作……这些经验对我来说就像是历奇，促使我们不断追寻社工的角色和定位，努力思索如何使社工可持续性发挥作用。
我与这批老师结缘于实践小组，后来部分学员又参与了为期三年的生命教育课程[1]，当中经历并见证了他们对社工老师角色的投入和对社工教育理解的转化。其中的小静老师最初带领整个教研室同事参与培训，她后来回忆说：“年虽然已任教于学院有四年的时间，而且担任教研室主任的职责，但对社会工作并没有真正的投入，觉得自己始终游离于社工专业的边缘，看到和听到的都只是表面而已，社工从来不曾真正进入我的内心”。她分析这种“游离”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她认为自己没有专业背景，还欠缺亲和力，不懂得分析社会问题，感觉性格和学识都不适合做社会工作。她觉得跟学生的互动比较浅层，与学生的关系比较疏远。
[1]四川生命教育项目“播种春天”是社会工作专业与生命教育的一次相遇和同行。从9-年，项目历时六年，这是一场由中港台高校及社会组织自发参与，连结应急和灾后重建的培训学习及社会服务的行动。生命教育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信念引导品格品格建立能力”，因为相信关系中的“爱和尊重”的体验会带给人内在的安全感和对自我的真正接纳，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培养出人们更具开放和真诚的内在动机去认识身边的事物，学会尊重和爱护这一切，选择对的行动。学习历程是以多元的互动模式，包括律动、艺术性表达、绘本、体验式活动等开启全人，包括身体、感情、理性、意识及灵性的认知机制。生命教育课程全面唤起一个人身、心、灵的回应，达致非常深刻的生命体会和回响。参加者需要在课堂以外，策划一种方式去应用和实践。一般社工老师的实践方式包括在校内开办大学生的生命教育成长小组及生命教育课堂，开拓实习点带领学生把生命教育融合到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
参加完“实践小组”的培训之后，小静老师从被动变得主动起来，她觉得自己全身心投入学习的尝试，对专业和为人处世都是一个出口。在之后“生命教育”的培训和实践中，她与同事组成专业团队，大家相互配合将培训课程中的专业价值观、知识和技巧通过全校“大学生生命教育”小组传播出去。与此同事，团队还建立社区服务站点，向居民传播生命教育的理念，并将站点发展成为专业实习基地，促使更多的社工学生在实务和生命教育的过程中成长。
经过几年的努力，小静老师逐步成长起来，她被邀请在国内几届生命教育论坛分享成果。在校内她除了教学科研方面的佳绩之外，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将“生命教育”搬进水电学校的课堂。这所中专学校里有许多大众眼中的反叛、偏差青少年。她带领社工实习生践行“生命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首先，她大胆改变课堂气氛，学生不仅是学生，也成为与老师一起成长的伙伴，大家一起开怀和悲伤。例如，她和学生共读绘本，从一个个小小的故事中感悟生命的价值。与此同时，在课堂上他们发现了水电学校学生的另一面。最初大家期望把不听话的“坏”孩子变成“好”孩子，但在生命教育的课堂上却发现这些经常旷课逃学的孩子其实对学校是有感情的，只是我们并没有给孩子们提供展示自己另一面的空间和机会。
她发现了其实我们缺乏一种新视角去促成一种新的互动模式，在新的互动关系中，我们应该放弃既定的标准和成见，减低人为的操控，让人们可以在更自然，更自主的空间中去表达和呈现自己。这些从实务中所体会出来的惊喜让她愿意更进一步的去思考一个更本质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一种更核心的推动力？这些方法和技巧如何能持续深入地在学习者内心生根？小静老师认为“生命教育”的理念或价值观才是真正的切入点，因为她理解到“生命教育”提到对人的同理、尊重、社会责任，还有自我反省，这些与社工价值是相同的，只是一个在课堂上讲授，另一个通过服务实践去经历和内化。小静老师除了在课堂分享之外，作为一名社工老师，她更注重通过服务实践践行“生命教育”的理念。最初她苦于缺乏理念和经验去引导学生，但经历生命教育的学习和实践後，她掌握了一套可操作的方法去传递价值理念和技术，通过实践经验去促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服务意愿，再进一步强化专业的技能和内化专业价值观。这个过程的成效和满足感不但让她更坚定的确信社会工作的使命和功能，也让她在更理解尊重个体，重视关系的价值理念。这应该是她在实践过程中最大的收获。与此同时，这种理解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她也承认生命教育的学习和实践不能取替社会工作的专业学习和实践，因为生命教育毕竟是希望通过教育的方式，把自己认为对的价值观传递给服务对象，而社工更多的是一种接纳和引导。“生命教育”应该是促进学生自身成长的一种体验而并不是专业内容的灌输。这种融合的张力是必须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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